1921年，当时中国成立了200多个政党，为何唯独中共可以脱颖而出
世人皆知，在那个风云激荡的1921年，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200多个政党。有人说，那时的政党就像是赶集摆摊，早上成立的，下午就可能解散了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这芸芸众生中，一个仅有50多位党员、13名代表齐聚上海的小党，竟能在28年后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！更让人惊叹的是，这个党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最严酷的考验 - 开党大会的13位代表中，后来竟有7人离开了革命队伍。这是怎样的考验？这个党又是如何在血与火的淬炼中，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？为何其他政党纷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唯独这个党能够永葆青春、愈挫愈勇？
一、血与火的开端：建党之初的重重考验
1921年7月23日，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，一间普通的石库门内，一群年轻人正在开会。突然，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快步走进来，低声说道：＂有巡捕来了！＂话音未落，屋内的人迅速收拾文件，悄然散去。这便是中共一大被迫中断的场景，而这仅仅是考验的开始。
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。当时，船上的13名代表谁也没想到，这艘承载着中国未来的游船，竟成了一场生死离别的起点。
最先离开革命队伍的是陈公博。1922年，他因不满党的工作方式，主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的历史证明，这位曾经的革命者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1938年，他公开投靠日本，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要成员。
而另一位代表周佛海的道路更为曲折。这位出身于湖南平江的知识分子，早年曾在日本留学。1924年，他退出中国共产党，此后也成为汪伪政权的高官。
1925年1月，年仅28岁的王尽美因积劳成疾，在山东济南病逝。他生前创办《劳动月刊》，组织工人运动，在齐鲁大地播撒革命火种。
1931年，邓恩铭在河南开封英勇就义。行刑前，他高呼＂中国共产党万岁＂的口号，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
1935年，在湖南衡山，已经64岁的何叔衡被国民党军队杀害。这位年纪最长的一大代表，用生命践行着自己的革命誓言。
1943年9月27日，陈潭秋在新疆狱中就义。他在狱中写下＂头颅不惜抛掉，鲜血可以洒遍，而忠贞不贰的意志，却是打死我也不会放弃的。＂
在最初的13名代表中，真正走到最后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。但考验远不止于此。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，中共的早期领导人面临着严峻的生死考验。1927年4月，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；同年，周恩来在上海组织＂八一南昌起义＂，险些被捕；1928年，赵世炎、陈延年等人相继牺牲。
就在这样血雨腥风的岁月里，中共的组织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党的成员从5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。上海的党组织几乎每隔几个月就要重建一次，补进来的负责人往往还没来得及熟悉工作，就被敌人抓走。
在这场惨烈的斗争中，中共一大代表们的不同选择，正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那个时代的艰难与考验。
二、独特的组织力量：从小党到大党的蜕变
从1921年成立时的50多名党员，到1949年发展成为448万党员，中国共产党用不到30年时间完成了从小党到大党的转变。这种转变背后，是一套独特而有效的组织体系在发挥作用。
1927年，上海的一间地下印刷厂内，一份名为《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号》的文件正在印制。这份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＂支部建在连上＂的组织原则。在当时的军阀混战环境下，这一创新性的组织方式使党的基层组织深深扎根于红军连队，为后来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。
1934年秋，在第五次反＂围剿＂失利后，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。在长征途中，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。会议期间，与会人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争论，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决议。这次会议不仅挽救了党和红军，更为党内民主决策树立了典范。
在延安时期，一场特殊的整风运动展现了党的自我革新能力。1942年春，延安各个机关、部队和学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。这种自我革新的精神为党的组织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军民鱼水情的形成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大创举。1943年，晋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，八路军战士帮助群众打谷子、修水车。农忙时，部队还派出战士帮助群众收割庄稼。军队不仅是战斗队，更是工作队、生产队。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，使党的组织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在组织纪律方面，党建立了严格的制度。1938年，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，一份特殊的文件正在起草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《关于立案审查制度的决定》，它确立了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。同年，在八路军总部，另一份重要文件《抗日军政大学纪律条例》出台，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制定了明确规范。
1945年，党的七大通过新的党章，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。这次会议上，毛泽东说：＂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，正确的政治路线也不能贯彻执行。＂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。
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，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。在农村，以村为单位建立支部；在城市，以工厂、学校为单位建立支部；在军队，以连队为单位建立支部。这种因地制宜的组织方式，使党的组织网络遍布各个领域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党的组织建设始终注重培养年轻干部。在延安时期，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等培训机构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。这些年轻干部后来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的中坚力量。
从1947年开始，党在解放区推行＂民主建政＂，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。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，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。到1949年前夕，党已经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、组织严密、纪律严明的组织体系。
三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：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
1927年，江西井冈山的一间茅草屋里，毛泽东正在写一份调查报告。这份后来被称为《寻乌调查》的报告，记录了他对当地土地状况、阶级关系的详细考察。在报告中，他一反当时教条式的农村分析方法，实地调查了寻乌县328户农民的具体情况，甚至详细记录了农民的生活用具和日常开支。
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方法在延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1941年春，延安杨家岭的一间窑洞里，一群党的干部正在研究晋绥边区的经济状况。他们不仅查阅了大量统计数据，还深入农村，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。基于这些调查，党制定了＂发展生产、克服困难＂的政策，使陕甘宁边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。
1943年，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。在这场运动中，党大力反对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。在一次整风会议上，一位干部拿出了一份厚厚的调查材料，这些材料记录了他在基层工作一年来的所见所闻。与会者发现，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比照本宣科的理论说教要有用得多。
1944年，在陕北的一个村庄里，一群年轻的党员干部正在进行社会调查。他们住农家、吃农饭，和农民一起劳动，详细了解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。这种调查方法被称为＂蹲点调查＂，成为党的工作作风中的一个重要传统。
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军事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47年5月，在山东孟良崮战役前，华东野战军的指挥员们多次实地勘察地形，详细研究敌情。正是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，使这场战役取得了歼敌整师的重大胜利。
1948年秋，辽沈战役前夕，东北野战军的参谋人员绘制了一份详细的作战地图。这份地图不仅标注了敌军阵地的具体位置，还详细记录了当地的地形地貌、道路桥梁等情况。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在土地改革中，党的干部深入农村，实地调查土地占有情况。在河北平山县的一个村子里，工作组的同志住在农民家中，和农民一起劳动，详细了解每家每户的土地状况。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，使土地改革能够符合当地实际情况。
1949年3月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提出＂两个务必＂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这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总结，也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进一步强调。
在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，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得到了充分体现。在东北解放区，党的干部深入工厂，了解生产情况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在华北解放区，党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措施。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，使解放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
四、独特的群众路线：深入人民、服务人民
1934年，在江西瑞金的一个村庄里，发生了一件小事。一位红军战士在路过村民家门口时，看见篱笆上晒着几件衣服，顺手摘下一件擦了擦脸。这件事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知道后，立即在全军通报。这个看似微小的事件，体现了党对群众纪律的严格要求。
1936年，在陕北一个叫做吴起镇的地方，刚到达的红军战士立即帮助当地群众抢收庄稼。一位老乡家的羊跑丢了，红军战士放下手中的活儿，帮着寻找了整整一天。这种点滴小事，让当地群众感受到了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。
1938年，在晋察冀边区，八路军战士创办了识字班。在一个叫做北岭村的地方，战士们用树枝在地上写字，教村民认识简单的汉字。白天，他们和村民一起劳动；晚上，就着油灯教村民识字。这种做法很快在边区推广开来，形成了群众教育运动。
1940年，在延安南泥湾，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开荒种地。他们白天挥锄头，晚上握枪杆，把荒芜的山沟变成了＂陕北的好江南＂。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不仅解决了部队的供给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为群众树立了榜样。
1942年，在河北平山县的一个村子里，八路军的医疗队为群众义诊。他们不仅带来了药品，还教群众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。一位老大娘的病治好后，硬要拿鸡蛋感谢医生，被医生婉言谢绝。这种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＂的作风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。
1945年，在山东沂蒙山区，妇女们组织起了＂支前模范队＂。她们为前线担粮带盐，缝补衣服，照顾伤员。一位叫做王换于的农村妇女，带领乡亲们为八路军做了两万多双鞋子。这种军民一心的场面，在解放区随处可见。
1947年，在河北城南庄，解放军战士在撤退时，把自己的粮食留给了群众。一位叫做李德山的战士，把自己仅有的两个窝头送给了一个饥饿的孩子。这种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，成为党的优良传统。
1948年，在辽沈战役期间，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担架队，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。一位叫做张大娘的老人，用自己的被子为伤员包扎伤口。群众说：＂解放军是我们的子弟兵，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打胜仗。＂
1949年初，在天津解放后，人民解放军立即组织部队帮助恢复城市供水供电。在一个严寒的夜晚，工兵连的战士们在冰冷的水中抢修水管，确保居民能够正常用水。这种为民服务的精神，赢得了城市居民的广泛支持。
在土地改革中，工作组的同志经常和贫农一起吃饭、住宿、劳动。在河北获鹿县的一个村子里，工作组的同志帮助一位老农修补了倒塌的房子。这种与民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，使土地改革能够顺利进行。群众说：＂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我们办事的。＂
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。在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中，党员干部始终站在群众立场，深入群众，了解群众需求，解决群众困难。从修桥补路到办学兴医，从支援前线到发展生产，处处体现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
五、坚定的理想信念：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
1927年的秋天，江西井冈山上，一群年轻的革命者在油灯下讨论革命前途。当时的环境极其艰苦，粮食短缺到只能以南瓜藤和野菜充饥。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这些革命者坚持开展工作，建立起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
1934年11月，在湘江战役中，红军第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，被敌人包围。在危急时刻，他用手榴弹炸断自己的双腿，用残破的身躯顽强抵抗。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，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。
1935年，在长征途中，红军翻越雪山时，许多战士穿着单薄的衣服，脚上只缠着草绳。一位叫做李有才的战士，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棉衣让给了伤病员，自己却因严寒牺牲在雪山上。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始终没有动摇。
1938年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，学员们白天在窑洞里学习，晚上到山坡上挖坑道。一位叫做王进喜的学员，用自己的血书写下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＂的誓言。这种誓言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真实的行动表现。
1940年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，八路军战士创办了流动医院。一位叫做白求恩的外国医生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支援中国革命。他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，连续工作到深夜，最终因过度劳累而献出了生命。这种国际主义精神，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。
1941年，在晋察冀边区，一群知识青年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，来到农村开展工作。他们住土窑、吃粗粮，和农民一起劳动。一位叫做张思德的同志，在烧炭时遇难，临终前还在关心战士们的生活问题。
1945年，在陕甘宁边区，党员干部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。在南泥湾，一位叫做孙玉国的战士，带领战友们开荒种地。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最终使荒地变成了良田。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，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坚韧品格。
1947年，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许多地下党员在白区坚持斗争。一位叫做李大钊的党员，在被捕后坚贞不屈，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。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，激励着更多人投身革命事业。
1948年，在淮海战役中，数十万支前民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队伍。一位叫做魏德友的民工，推着独轮车运送弹药，连续工作数天不休息。这种不畏艰苦的精神，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。
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，许多共产党员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精神。在渡江战役中，一位叫做马毛姐的船工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多次摆渡解放军过江。在平津战役中，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，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。
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，不仅体现在战场上，也体现在经济建设中。在东北解放区，工人们自发组织起生产互助组，克服技术和设备的困难，使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。在华北解放区，农民们积极参加合作社，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。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事迹，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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