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张源
葛剑雄，复旦大学资深教授，从博士论文开始，他就长期致力于历史中人口问题的研究，曾带领复旦学术团队完成400万字6大卷的《中国人口史》。而他的新作《中国人口三千年》，则以更加接地气的形式，详解了不同朝代的关键事件与人口之谜。
纵观人口的历史，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，人口是掌握真实历史的一把钥匙。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过去，更将决定未来的走向。了解中国人口的历史，不仅是我们了解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需要，也是我们怎么面对今天中国人口问题的需要。
《中国人口三千年》
葛剑雄 著
同心出版社｜出版社
1
人口调查影响大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有一种说法在当时很流行——“五万万同胞”，而更早的时候流行的说法是“四万万同胞”，也就是说，当时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人口究竟有多少，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。
等到1953年进行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，统计出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：只算大陆地区，中国人口是5.826亿，差不多比估算的多了1亿。问题随之而来，一个国家的人口突然之间“增加”了1亿，政府该如何应对呢？由此可以看出，如果不了解人口的历史，不了解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口，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
西晋学者皇甫谧编撰的《帝王世纪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数据，大禹时代“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”，直接精确到了个位数。还记录了周成王时代“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，多禹十六万一千人”，同样精确到了个位数，比大禹时代多出十六万一千人。所以很多书都讲，中国在大禹时代就已经进行了人口普查，并且有精确到个位数的确切数据。
但是，在葛剑雄看来，这个数字不可信。因为大禹时代绝不可能进行人口调查，更不可能留下这么确切的数据。从技术上讲，夏商周时代还做不到全国性的人口调查。大规模人口调查是需要物质条件的，最基础的是统计上的难题，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，还没有找到当时统计人口的工具和记录。
从时间上看，公元前2世纪，能够直接调阅皇家档案的史官司马迁，在他的《史记》中都没有提到过早期的人口数量，后来修《汉书》的班固对此同样也未作记载。那么公元3世纪生人的皇甫谧，又怎么会得到夏禹时代确切的人口数据呢？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，皇甫谧记载的这一数字是来历不明的，即便不是他本人伪造的，至少其信息的来源也是伪造的，因此并不可信。
《中国人口三千年》认为，推测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调查的出现，最早也要到商朝，即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。人口调查的能力来自国家机构的支撑，需要一批专职的人负责实施，商朝已经具备这个条件。商朝已经出现了甲骨文，同时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复位数，大大提高了统计能力。在甲骨卜辞中，不止一次发现“登人”达到一二万的记录，“登人”即调查人口，“一二万”即数量可观。而当时无论是军事征伐、征收赋税，还是分配俘虏或奴隶，都离不开人口登记和统计，说明在商朝时，既有统计人口的需求，也有这个能力。
目前确切可证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完成于秦朝，因为早在秦献公十年（前375），便已开始实行“为户籍相伍”，即对民众进行户籍编制，说明户籍制度已经落实。商鞅变法后实行“五家为保，十保相连”，在废除井田制后又规定“既收田租，又出口赋”，其中口赋是以人口为标准收税的，如果没有对户口的基本统计，根本做不到有效的征收。
2
海量资料不可靠
历朝历代人口问题，始终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。人口不仅关系到战争兵力，还与粮食生产、财政税收、赋役数量等密不可分。从秦朝开始一直沿用的重农抑商政策看似迂腐，实则是为了保证国家人口增长；唐朝之所以能够迅速缔造盛世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纳了数百万外族人口；破亿的人口数量，让南宋可以在蒙金夹缝中生存152年之久；明朝多达20万的宗室人口拖垮财政，加速了明朝灭亡。游牧民族与中原战争不断，究其根本，是他们必须通过战争获得战俘，补充人口……
不过，葛剑雄认为，中国历代留下的海量户口资料中许多并不可靠。
黄册，明清为征派赋役编造的户口册籍。清朝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，有个叫朱克简的官员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题为《停造无益之黄册事》，要求停止继续编造黄册。因为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黄册，结果查到在明朝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时已经有人在预先编造崇祯二十四年的户籍了。
《中国人口三千年》认为，集中到皇帝那里的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有隐瞒的，而且是层层隐瞒。这是因为，确切的户口数字，意味着相对比较高的赋税与负担，这也是明朝朱元璋晚期第二次、第三次修黄册时，对调查户口的要求，已经从派军队去逐户调查转为“务求不亏原额”了。调查的本身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不能下降，原先的赋税额度不能亏损。既然这样，地方官员何必再挨家挨户辛苦调查？只要让这个数字较上一次略有增加就可以了。
更何况，以古代的条件，统计会不可避免存在误差。中央集权制度表面上要求全国行政统一，实际上在这样辽阔的疆域中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，地方却没有自主权，结果反映在户口上往往就是产生各种误差。
当然，根据古代的户籍资料进行人口研究，还是有必要的。葛剑雄指出，户口数字本身比较完整正确时，可以根据户籍登记的对象占总人口的比例，来推算出大致的人口总数。比如西汉时期，赋税对象覆盖了大比例的总人口，七岁以上的男孩、女孩都需要计算进去，这种可调查对象占总数比例高的情况，所计算的人数就比较接近总人口数。
他认为，在研究人口的过程中能够比较有把握的，是确立上限和下限，比如至少已经有多少人，至多不超过多少人。这样的估计表面看起来不是很精确，其实恰恰比较符合实际。
这种数据仍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。据估计，公元元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范围在18.35%—35.29%，如果取高值的话，中国人口在当时超过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，取低值的话也已经接近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。后面的数据看下来也基本在这个幅度内，这说明中国人口历来在世界人口中就占有很高的比例，甚至是压倒性的。
在工业化以前，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人口数量上。有多少人口，就能生产多少粮食与物资，动员多少军队。了解中国人口历来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，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，以及中国这么多的人在当时世界上起到的影响。更进一步讲，才能认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。这些都离不开基本的人口数据。
3
理性看待很重要
清朝的人口发展问题，一直是学术热门。许多研究清史或者中国人口史的学者，都认为清朝曾经出现过“人口爆炸”，也就是人口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地增长。
这一现象连乾隆皇帝自己都对他治下臣民的突然增加感到不可思议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高宗谕内阁曰：‘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，较之康熙年间，计增十余倍。’”他同内阁大臣说查阅去年各省上报的人口数，发现比其祖父康熙年间增加了十余倍。国家人口能在几十年时间内增加十余倍，这当然可以视作一种人口爆炸。
但是，葛剑雄直言，这个数据是统计的口径不同导致的，需要理性看待。
清朝疆域辽阔，开始实行改土归流，对今天的云南、贵州、湖北、湖南、甘肃等许多长期没有建立行政区的地域都进行了直接统治。清朝的人口登记范围是空前的，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，变相导致了人口增加。
当然，在一段时间里，清朝人口确实增长比较快。康熙年间的“永不加赋”、雍正的“摊丁入亩”，让百姓不再需要为了逃避赋税去当流民，也不再需要隐匿户口。这些手段有利于出生率的提高，百姓可以安居乐业，不用流离失所，人口数量自然随之提高。
《中国人口三千年》认为，清朝改土归流，不仅是设立新的州县，更在于大批汉族人口迁往了西南及其他边疆地区，从此这些地区变为了农业区。原来还停留在狩猎、采集或半农半牧的地区，在得到大量移民注入后，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，总人口也得到了更快的增长。
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，源自美洲的新农作物被引进，并且在西南山区得到了广泛推广，玉米、土豆、甘薯、花生、辣椒纷纷落户。这些新作物的引进使土地得到了更多的利用，能供养的人口也逐渐增长。
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，中国的总人口达到了4.3亿，这是历史上新的高峰。这一纪录一直到清朝结束都没有被打破，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。统计下来，清朝到同治四年（1865）又进入新的人口谷底，其间的人口损失高达1.12亿。
《中国人口三千年》指出，应以估计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1.19亿人口为基准，那么到道光三十年的4.3亿，年平均增长率为6.6‰，甚至都算不上高增长。到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人口又跌到了4亿。如果再以这个来计算，从顺治十二年到宣统三年，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.7‰，远远低于西汉，也不见得比历代高。因而，清朝只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保持着持续增长，也谈不上人口爆炸。
拿到记载的户籍人口数后便认为那就是当时的实际人口，会导致看历史或听历史时很多内容是错的，这也说明研究中国人口史的意义所在。更何况，今天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，很多都是历史上早已有之并延续到今天的。比如中国人口是否到了拐点这个问题，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比如破解生育意愿下降的问题，可以关注古代人的生育意愿是什么样的，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？在了解了人口史以后，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，从而更加从容地面对未来，使人口的发展、人口的变化，向着有利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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